北京青年榜样郭贺冰。受访者供图
这是患者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才会迈入的地方，也是主治医师郭贺冰再熟悉不过的战场。
过去3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一直是北京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更是挑起了救治最重病人的担子。作为ICU青年突击队的一员，战“疫”的1000多天，郭贺冰始终站在与新冠病毒较量的第一线。
最近，郭贺冰获得了2022“北京青年榜样”的称号，这位优秀的年轻医生说，他只不过是学着前辈们的样子白衣执甲，无怨无悔。他的师傅们，也是ICU里高年资的大夫中，有相当一部分曾在20年前与SARS较量。相比他们，郭贺冰说自己的经历，“微不足道”。
2018年，重症医学科硕士毕业生郭贺冰成为地坛医院的年轻医生“小郭”。一年多后，“小郭”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大考，与新冠病毒正面交锋。
除了见过SARS外，科室里30%左右的高年资医护人员还参与过甲流、黄热病、鼠疫等传染病救治和防控。等到应对新冠病毒危重患者救治时，科室团队已经感染具备成熟的插管、实施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能力。
相比重症的救治技能， 郭贺冰说，自己在ICU学会的最重要的本领是，“盯住病人”。
“病人病情好转是大夫盯出来的，病人救治也是盯出来的。”郭贺冰说，这句地坛医院ICU的“信条”来自科室主任刘景院。
自1996年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正式成立起，刘景院就一直“扎”在一线病房，一代代医护人员传承着“盯在病床前”的精神，尽可能多地把患者从“鬼门关”捞出来。
“为什么叫临床大夫，只有在病人床边的大夫才叫临床大夫。”到了郭贺冰这一代，也在用同样的原则救治危重症患者。他记得，自入职地坛医院后就开始练习穿戴防护装备，医院内有专门的老师盯着新人，细到帽子的穿戴、口罩先拉哪根绳，都有严格的考核要求。
但与普通的传染病救治相比，传染病危重病人的救治给医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N95口罩、防护服、防水隔离衣、双层手套、护目镜、鞋套……医生在穿戴三级防护的情况下进行精细化操作，同时承担被暴露的风险，难度大大增加。
例如，为了改善患者体内气体交换和血氧饱和，七八个医护人员每隔两小时左右需要帮助患者翻身拍背，进行俯卧位通气。郭贺冰形容，这是脑力活儿，更是体力活儿。
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郭贺冰曾看到自己的带教老师李传胜穿戴三级防护进入手术室。“当时很冷，李老师在里边操作了很长时间，出来后腰往上全是湿的。”郭贺冰说道。
年轻人也冲在了战“疫”的最前头。疫情初期，地坛医院就成立了由149人组成的感染中心青年突击队、ICU青年突击队、肝病中心青年突击队、中西医结合中心青年突击队和医技青年突击队5支青年突击队，郭贺冰担任ICU青年突击队队长。
当时，他粗略统计过，除了有SARS防治经验的高年资医护人员，剩下的青年几乎都加入了青年突击队。
郭贺冰始终觉得，在ICU病房里治好一个病人，一定不是一个人在努力。3年多的搭班，科室团队已经形成了高度默契。手术台上，大家熟知大夫惯用的喉镜类型，手术台下，医护们总能捕捉到彼此的情绪变化。
“在ICU病房里，24小时的关爱，治愈的希望时刻存在。”在郭贺冰看来，医生与患者共同构成了战胜病魔的力量，也是他始终坚持在一线的信心之源。
疫情初期，一位高校教授确诊新冠肺炎后住进了ICU病房，他希望病房里的窗帘能一直拉开，能够透过光看到玻璃外面。科室主任刘景院得知后索性将窗帘扎起来，还在窗边留了纸条：“窗帘不要拉下来，孙教授要看风景。”郭贺冰见证了整个过程，这些细节被媒体报道，也留在郭贺冰内心。
在不少人的眼中，ICU可能伴随着冰冷、压抑，甚至绝望。但在郭贺冰眼里，传递温暖也是医护的职责。
通常，危重症患者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盯在床旁的医护人员。长期在ICU工作的医护都知道，从危重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患者都会格外紧张，需要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给予安抚。郭贺冰已经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在开口安抚患者时，他一定先握住病人的手。一向说话飞快地他，会不自觉地放慢语速，降低语调，轻而慢地告诉患者，病情已经好转，如果再好一点就可以回家，家人就在外面等候……
郭贺冰不止一次被问到过，见惯了生离死别，是不是心硬了、习以为常了？“说实话，真的很难受，但是可能留给我悲伤和难受的时间不多。”如果说果敢快速地作决定是重症大夫的职业素养，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关怀患者则是重症大夫对生命至上的诠释。
2023年1月8日，我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的政策正式开始实施。一天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对媒体表示，全国主要城市，正在度过或已经度过感染高峰。
这意味着，郭贺冰可以稍微松口气。至少与长时间的闭环相比，他不用每次回家，都发现不足1岁的闺女又变了个样。
不过，就像郭贺冰的座右铭那样，“啃最硬的骨头，救最重的患者”。在重症医学科的世界里，与传染病的交锋还远未结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刘世昕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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